周忆清

  解读汉学家到次贷危机（上）

文/周忆清（转载请署名出处）

从“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年)难题”到“胡润问题”，李约瑟思考的是中国在16世纪以前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而后衰亡没落于西方国家的原因。胡润(Rupert Hoogewerf)恰正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所以《福布斯》排行榜才不会因是一个中国人的行为而招到太多驳斥。当人们对于GDP增加的数字概念无法理解的时刻，他想到的是把数字具体到人的身上，于是《胡润排行榜》就出现了。虽然他的初期因为数据以及信息的不准确给了一些人口舌，但是它的确与中国有缘，而且具有时代气息。

     美国与中国的区别，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汉学家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访问学者）皆出自其门下。美国人民尽管在历史上也以务农为本，可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之苦，而这对一个中国农民的一切行动和想法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正是因为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所以那伟大的四大发明也为其农业而服务。并且这些早期的辉煌成就，并没有产生有组织的科技研究，也没有出现一整套科学原理——换言之，即并没有把科研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制度，建立一种由社会传播的、有意识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这也许就是中国在近现代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

     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著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神人是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或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危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中国式的个人主义用弗朗西斯• L·K的话来说，是“以环境为中心”的，而不是像在美国那样“以个人为中心”的。中国的人权问题现在成为一个广泛议论的问题。首先是美国需要从福利和政治这样一些实际行动的角度来界定“人权”的意义；其次是我们需要知道，中国人究竟重视什么样的、可以替代的概念或同意义的概念。大家早已知道西方和中国的价值标准不同，这种研究就更为迫切需要。而这里，已经揭示了“人权”的不同性。

    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古代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

    古代的中国的士绅只能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来理解，因为他们是同拥有地产和官职的情况相联系的。文士阶级。由掌握中文而产生的这一阶级，是同其下面的士绅家族及其上面的官吏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士人有了功名并且也许得了一官半职时，他就可以通过现有的政府机构来施展他的才能。然而，他只有在掌握了古典经书中所述的官方治国之道，始能成为官员。这些经书的内容，是士大夫学用孔孟之道后在口头上表述的那套道理和礼节上所用的一部分东西，而在实际行动上则参与结党营私以及有系统的勒索，有组织的敛财（这是官僚阶级的突出之点）。所以，贪污腐败的历史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就已经具有“传统性”。

    在中国历史上，美国人迫切想得出答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呢？即进行“工业革命”呢？

    首先，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以为理状态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生活中的人要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的好处，要从所增加的产品来获取市场给予的利润。但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得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这是因为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中国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

     中国的理想绅士是地位高到毋需进行生产的程度，他们可以专门享受清福，并从事象征这种清福的文雅活动。最受人尊敬的是优游岁月的人，而不是在忙得不可开交的事务活动中干得比别人出色的人。旧中国时代的长指甲，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发明的用以表明其清闲身份的一种最廉价的招牌。自古以来，官职是获得财富和清闲的关键，因为官吏最有机会增加他在已有产品中所获得的份额。

     另一方面，官商之间总能找到一个密切的利益共同点，因为从事任何一桩大的买卖，官府的保护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商人可以通过购置田产、捐得功名以及通婚，轻而易举地跻身士绅阶级。当时，中国不像欧洲，没有什么对外贸易可供商人投资。

     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主要是三个方面：经济，宗教与思想文化控制。而最后者是最危险的！在盛唐初期国力和经济实力蒸蒸日上，法制和考试制度实行得很出色的时候，复兴的儒家官僚却对外来的信仰非常宽容。外国来客传进了各式各样中世纪的宗教：犹太教、五世纪时称之为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异端（景教）、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和拜火教（袄教）。而当代中国政府与异教的管理与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任何宗教一旦参与政治或者被政治利用，就失去了宗教的本义，而不论是中国的孔孟之道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早期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中国读书人当官时是儒家，不当官时是道家。表达了中国宗教两大派别人生观。而当今美国不能在宗教上继续做文章的时候，就会变相的侵蚀我们的文化领域，恶搞，艺术恶炒与变态文化都是统治与控制当代中国的最有利的利器，而我们的中国新生代而缺乏这样的警惕性与判断能力，俄罗斯的解体表面上是冷战的结果，其实际都是国家间政治霸权，世界能源经济以及思想流派的“冷战”结果。中国的军人始终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靠国家经费供养，并且易于贪污腐化。道教为其本质所决定，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形成一股生气勃勃的有组织力量。它表示了儒家之外的另一种思想，但把实际行动的地盘让给了儒家。

     事实上，在近代西方人到来之前，草原游牧民族已给中国提供了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背景。因此，中国人同中亚游牧民族的关系不仅对中国重要，而且在西方人也很重要，因为现代的西方已经代替了夷狄的威胁。满人之所以比蒙古人统治中国时间长久，在于他们接受了儒家。从1644 年至1911 年统治中国的满族，在发源地、语言和文化上都不同于汉人。可是他们能用传统的儒家方法，把政权保持到像任何汉族朝代那样长久。这一成就的奥秘可能在于这样的事实：虽然他们按中国方式施政，他们的异族渊源和背景却有助于他们在统治集团内保持政治上的青春活力。懂得他们的一些成功之道，可能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得那么缓慢。在那里部族制度可以同官僚政治融合起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异族统治的经历并未削弱而是加强了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民族生义的性质。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

    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从中国文学艺术的丰富遗产中看出来。唐诗和宋代山水画代表了当时胜于欧洲社会的一个社会，一个迄今西方尚未超越的美学水平。但是，即使只是肤浅地看一下个人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地位，我们也可发现他的地位是不如在西方那样突出的。总之，中国的传统之所以是人文主义的，在于其关心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于其所重视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行为问题。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包括关心个人尊严的问题，但那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关心的。“面子”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它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丢面子”来自行为失检，使别人礁不起自己。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

    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人行为的好坏主要应看它对社会福利和安定是否有贡献来判断。个人本身是不受赞扬的。他既不是唯一的、永存的，也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类的适当研究对象是人类本身。重视个人的自我表现，很容易流于放纵和无政府主义，所以中国的传统强调社会行为。妥协和容忍，达观和幽默感，关于人性的透彻了解，通过律己而养成的品格，所有这些形成了个人所追求和社会所赞许的部分道德结构，使每个人在他的社会生活里获得动力。

    在中国历史里，使肤浅观察者一眼便能看出的最有趣的一致性是以汉、唐两朝为中心的一系列情况。在这两朝之前都有一段思想酝酿活跃的时期，其标志各为周末的诸子百家和汉以后道教佛教的盛行。在这两大朝代之前，都各有一个强大而短促的皇朝来统一国家，即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和隋朝（581 －618 年）。汉、唐两朝一旦在新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之后，都能把中国的政治势力扩展到邻近地区、特别是中亚一带，并相应地发展了对外接触。对于新近才碰到官僚政治问题的美国人来说，今天中国人怎样设法避开其官僚政治传统的坏处而又利用其好处，是个颇饶趣味的问题。哪个西方首都也没有这样清楚地成为中央集权君主制制度的象征。

    在西方传统中，官僚政治受法律调节。个人可以求助于法律保护，来对抗官员的专擅。西方的公民自由权就靠这一点。但是，法律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没有照这个样子发展，来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利或经济地位。中国的法律不像在美国那样是一门独立的专业，而是一般行政工作中的部分职能。总之，中国的“法律”是政府权力的表现形式，是老百姓应当避免向其申诉的。它同法制观念强、喜欢诉讼的美国人中间的那个制度大不一样，因为美国的法制历来曾培养政界的领袖，指导立法工作，训练政治家，为公司服务，并保障个人的权利。

    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中，有伏尔泰在其1756 年出版的《道德论》 里讨论了中国政府，大大抬高了中国政府的声誉。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在西方生活中还比西方在中国起了较大的作用。由于美国从自己的过去承袭了这种状态，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仍是歪曲，并且未免有点莫名其妙。18 世纪的欧洲也有过一阵中国热，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和其他家庭装饰如墙纸和编织品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富户的宅第里以摆设进口的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为荣。英国托马斯• 奇彭代尔制作的精美家具和出于韦奇伍德之手的英国精瓷都饰有中国花纹。英国的中国热以17 仍年在丘加登斯（即皇家植物园。一译者）修筑一座十层高的宝塔达到了最高峰。

    蒋介石的思想是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曾国藩为人处世应以道德目的来衡量的见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卫理公会惯常参加仪式的基督徒的虔诚，从日本、俄国、美国以及轴心国家方面来的影响，都被放进他那保守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具体地说，蒋声称西方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他要引述先贤的遗训，重建中国的传统经济。复活儒家思想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是陈立夫。陈的叔父是蒋的恩人，他本人是蒋最忠诚的政治组织者。

    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 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 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 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稗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

     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以美国国内新的民主制感到自豪，总是愿意用国家独立、改革和社会平等之类的主张去帮助当地的反叛者。美国感到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有自我陶醉之感。在整个19 世纪，美国派出国外的传教士愈来愈多，这不过是这种总的态度的一项表现。由于英国人己经主宰了印度，美国起初从事传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奥托曼帝国。到19 世纪末，随着奥托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衰亡，美国人发现中华帝国这个亚洲病夫是进行传教工作的主要场所。美国的这一活动主要由私人或私营机构进行；美国政府很少带头干。不像重商主义时代欧洲人所实行的那种扩张，并没有成立股份贸易公司，其中设有武装船队和半官方的商业行政人员；美国早期新英格兰人是作为商业冒险家去远东的，每次在一艘小船里载上几个小伙子和大人。美国对中国的两面性，其方式是一面仍旧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长期以来对东亚的关心时冷时热，这是由美国生活中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件事实，即那时美国并不像英国那样要依靠海外贸易。去广州比人家晚，但美国人进人加利福尼亚甚至还要晚一些。西班牙人，以及一度是俄国人，都比美国先到北美的太洋沿岸地区。（促使美国在1823 年提出门罗主义的因素之一，是1821 年俄国沙皇颁布放令，声称北纬51 度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归俄国所有。）在1818 一1824 年期间的几番努力，使美国在北美大陆上的立足点伸展到太平洋；但是，在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佩里打开日本门户、40 年代50年代向西推进之后，是另一段无精打采的时期。华盛顿对它向太平洋彼岸的扩张在很长时期内不感兴趣。1894 年，中国还是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而日本是个刚冒出头来的向西方学习的学生，那时美国舆论同情日本的对华战争；根据这个同情弱者的原则，美国在1904年又同情日本的对俄战争。只是在1905 年以后，当日本行将成为远东的最高权威头目时，美国才开始对日本怀有戒心。在美国，关于中国人嗜毒、缥妓、缠足、娶小老婆以及各种各样一言难尽的罪恶情景的描述，使心理不健康的人为之兴奋不已，而异教徒的偶像祟拜和堕落行径又使虔诚之士震惊失色。这些都是美国人对中国误会的历史根源。到了1938 年，美国的政策声明中经常含有“自由竞争”和“公平待遇”的词句。这样，门户开放原则就发展成为两条主要原则：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像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排除在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帮助成为美援的主要形式。从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的贷款以及陈纳德上校秘密组成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作为缅甸和云南的一支空军开始，美国自1942 年起就不断地执行一项在财政上、物资上和技术上提供援助的政府计划。但是最后美国人发现的是他们援助的是一个无能的政府。在个人资助的历史中，美国私人援助中一个最引人注目、最富于建设性的例子，是1915 到194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投资，燕京大学的校园在北京郊区一块风景宜人的地方。它开始由一部分美国教会人士与中国基督教教育家联合办起来的。美国人认为信仰耶稣是促使中国得救的动力。他们不反对私有财产制或现行政治制度，更加不会反对燕京校训“以忠于职守而争得自由”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

     在70 年代中期，中国人在日本、西欧和北美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展出了从秦始皇、汉、唐和其他朝代古墓中新近发掘出来的灿烂艺术品，有青铜器、雕刻、陶瓷器、纺织物、壁画乃至文简，几乎是第一次标明了准确的地点和时代。）从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代传统和西方榜样只能在现代中国产生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而不能产生自由主义运动。自由主义不能成为制度化。那时当权者并不承认公民权利、言论和人身的基本自由、人身保护法以及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总之，并不承认法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美国人对此却是不知不觉地习以为常了。把这些保障写进宪法和法典，还只是在漫长艰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与此相类似，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私有财产也和个人一样，在享有无限权力的官府面前毫无法律保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般缺乏保护私人经济手段的安全防卫措施，而西方则是以这种安全防卫措施来支持自由主义运动的。美国在以自由主义方法拯救中华民国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最后的失败，可以拿胡适（1891 一1962 年）的一生事业作为例证。胡在他老师杜威讲学期间是主要的译员。然而，最大的灾难来自中美公众感情越来越扩大的鸿沟。在战后年月里，当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时，美国对于苏联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愈来愈感到惊惶不安。由于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不断产生分歧，共产主义似乎愈来愈成为一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和另一国人民的死敌。

     对美国人来说，不幸的是一个高傲的民族在其软弱的时候并不乐于接受援助，甚至放弃了日本的赔款。在不平等条约的那一百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存心想赚钱，但也想做好事，力求拿走一些东西，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美国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自豪，并且在那些行为不如美国人善良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美国确实有点义形于色。同时有许多美国人像其他西方人一样，深深爱上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上层阶级的文化，爱上了它那敏锐的审美能力以及个人交谊的温暖。中美建交是共同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则像汉朝和明朝的创业皇帝那样，是以崛起于民间的英雄人物身份统一国家的。他胜过前辈，并且能够在长江里游泳，以激励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

      请看下集《美国次贷对中国的影响》